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天气因素致人死亡的事件中，极端高温是罪魁祸首，它也会给城市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增添沉重负担。但是，却鲜有人研究在市区、城市大区和居民区不同大小的空间里，热死亡风险因素的影响有何不同。最近，西交利物浦大学、哈佛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爱思唯尔(Elsevier)旗下《可持续城市和社会》期刊上发表了一项创新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该研究分析了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热死亡风险因素的影响。在该研究中，空间尺度的作用是对发生热死亡的空间大小进行分类，考量的热死亡风险因素包括年龄、教育、社会经济地位、工作场所、出生地和环境变量。
该研究为地理学家、城市规划者、政策制定者、环境科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等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热死亡风险因素。该论文的主要作者，西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的宋璟璐博士认为，加深专业人士对该问题的了解，不仅可以为制定减少热死亡的策略提供更多信息，还能引发对该问题的更进一步研究。
热死亡风险来自可能仅在特定空间呈显性的因素。宋璟璐解释说，比如，研究人员发现，在市区整个空间内，由于老年人和穷人属于高风险群体，所以年龄和社会经济状况就构成了重要的风险因素。其他诸如热环境和低收入等因素，也可能导致热死亡，但危险程度视空间情况而不同。宋博士说，这些发现说明，各地需要单独评估，才能提出解决该地问题的方案。
出生地也是热死亡风险因素。特别是在香港，外来移民如果来自其他气候区，很难适应香港的湿热，这可能会削弱他们对极端高温的耐受力。碰到紧急情况或灾害时，外来移民也可能有语言沟通障碍，难以求得帮助。因地制宜的分级气候行动计划，可纳入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比如增加医疗机构和照料老人的医护人员，这样就能拓展传统的适应性策略。“要制定有效的减少高温和缓解气候变化的策略，不同行政级决策者们的责任也应区别明确。”宋璟璐说。干预措施不应只考虑市政府或省政府做什么，还需考虑社区做什么，比如建立社区中心、卫生所，甚至让志愿者而不是政府发挥主要作用。
除宋博士之外，该研究的作者还有哈佛大学于瀚辰博士和香港城市大学陆毅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