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仁辉近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苏报记者 罗 雯 实习生 章钟元
两只斑鸠、两只鸽子、两只黄鼠狼、两只画眉、一条蛇、一些老鼠……苏州奥体中心商业广场的橱窗里，十三块屏幕正放映着一组由红外摄像机拍摄的黑白影像：杂草丛生的废墟里，野生动物不时闯入其中。这是新加坡艺术家赵仁辉应苏州当代美术馆“空间生产力”项目邀请，在过去三个多月里，在苏州的一处荒废村落采集并编辑出的影像项目“都市荒野侦探”。
赵仁辉口中的“都市荒野”，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无法准确定位的地方，却是他探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绝佳样本。“与完全的自然有所区别，这里也有过人类活动的痕迹，如今留下了一片荒芜。”他认为，“正是这样的‘都市角落’，才能通过‘观察’发现自然在一点点回归，‘废墟’之中也会重新长出‘血肉’。”
“不确定性，或许就是这个艺术项目的魅力之一。”对于赵仁辉而言，发现黄鼠狼、斑鸠、画眉、老鼠等小动物背后的故事，远比发现新的物种要更令他感到兴奋，“我不是科学家，我用科学的手段和方式采集素材，但用美学的眼睛去发现自然。”
1983年出生的赵仁辉在27岁时便获得了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给青年艺术家的国家级最高奖项青年艺术家奖。今年，他又成为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新加坡馆的代表艺术家。
翻阅其创作履历，从静态摄影到装置，从红外摄像到动态影像，他的步伐遍及北极、印度洋上的荒岛甚至都市中的荒地，“自然”的主题未曾改变。
在来苏州之前，他已经在中国广东、韩国釜山和新加坡等地做过相似的实践。在广东顺德，他调查了一片人为栽种但最终被退让给自然的竹林；在釜山，他调查了一座坍塌后被动植物占领的旧房子；在新加坡，他调查了一片殖民地时期曾是军营但目前已被自然接管的次生林——在这些“都市荒野”中，人类与自然拉扯、对抗，最终达到平衡，成了共存的复合体。在赵仁辉看来，这些“都市荒野”往往是被人类忽视、遗忘的地块，由于生物种类比较常见，时常被认为没有足够的科学研究价值，而事实并非如此。
2007年，在英国留学的赵仁辉虚构出名为“批判性动物学家研究所”的科研机构，并以机构的名义开展艺术项目，他模拟科学家的身份开启对自然历史、生态环境的探索。他认为，现代社会给予了科学太多的信任，于是他试着借用科学的语言和面貌来包裹艺术，去试探，人们是否会给艺术以同等的信任——像对待科学那样。借助他的“科研机构”，赵仁辉完成了许多项目，《动植物漫游指南》便是其中之一。
因此，不少评论家与研究者将他作为探索“艺术中的科学元素”或“艺术与科学”跨学科实践的范本。然而，赵仁辉却始终在避免自己作品中科学与艺术的天平倒向“科学”的一端。对于“批判性动物学家研究所”，他认为这是一个“用艺术的视角替代科学，尝试用美学的方式看待自然”的机构。他表示，作为艺术家，他希望去和科学家“唱反调”，“提供一些新的观点、新的视角去看自然”。
在都市里找到一片“荒野”
苏州日报：我注意到在这次的“都市荒野侦探”项目之前，你已经在顺德、釜山、新加坡等不同的城市完成了类似项目，这次来到苏州，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赵仁辉：其实每一个地方的感觉都很不一样。不只是国家和城市，它的历史、气候、环境，包括它是否靠近人类聚集的地方、过去的历史发展，在每一个我观察的地方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次来到苏州进行“都市荒野侦探”项目，与我之前在顺德、釜山的创作模式比较相似，即找一个靠近市区又不是公园的地点，可能是一个已经没人住的、废弃五六年乃至十多年，但还没有被再次开发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破屋子，也有可能是一整个村，这次在苏州就是找了一整个村。
另外，我觉得苏州其实很像新加坡，所有的东西都规划得很整齐。绿化看起来要比顺德更多，因为种了很多的行道树。每一棵树、每一段沟渠，都是精心设计过的，也得到了充分的维护。路边的花草树木，都是为人服务的。所以虽然有很多绿化，但很难找到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荒野”。所以当我发现这个村子的时候，我感觉很奇怪，因为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里竟然还有一个已近10年没有发展的、接近自然的村落。
苏州日报：你是如何找到这个地方的？
赵仁辉：这次是和吴中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的金会长一起去的。他喜欢观鸟，但相较于自然保护区，他更喜欢去一些曾有人居住但现在已经荒废的地方，那些地方的自然环境在人类离开后慢慢地发展，再次接管、覆盖了原本被人类占据的区域。
他介绍了这个村给我，村里没什么人，而且很多旧屋子都慢慢开始垮了，其中一些已经变得破烂不堪，草木生长在里面。尽管平时走进去不会很容易看到动物，但可以轻易想象到，在没有人的时候会有很多动物栖息在这里，鸟类也会在这里筑巢。
这个村从开始荒废到现在已经有八九年的时间了，一间废弃房屋里遗留下来的挂历停留在了2016年。但是因为附近还有一些耕地，所以还会有人跑到那里种些东西，也看到有人把渔网放进池塘。
苏州日报：具体是如何记录的？
赵仁辉：我在村子里找到了一个很小的水池，大概三四平方米，围绕这个水池做了一些记录。我放了很多红外摄像机，如果周围有什么声音，或有生物活动的话，这些摄像机就会开始录制视频。这些摄像机其实是放越久越好，因为刚把设备放在那里的几个星期，那些动物是不会靠近的。
所以在放摄像机的第一个月，并不会看到什么生态的动静，后来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四个月我们才开始发现野生动物的行踪。我放置摄像机的区域有自己的“居民”，所以在最终的成品里，你会发现出现的鸟总是同样的一两只，包括猫还有黄鼠狼，都是这样，总是同样的几只在这个村里面行动。所以我访问了这些动物、这片生态，试图发现它们在没有人的环境之下，是怎样在这个村里面生活，从中寻找一些故事。所以这次的作品的主体就是由这些在村里放置了近4个月的摄像机所拍摄的视频构成的。
四个月其实还算是比较短的，我之前在顺德的项目摄像机放了差不多有十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当时正好是因为展览要延期，所以我们就一直放了很久。在釜山的项目也是一样，也是因为展览延期，所以有了更多时间去做记录。所以尽管现在在做展览，但这些摄像机并不会被收回，它们会持续工作到年底，收集更多的资料。现在的展览可以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展示。
去关注一块荒地的美和重要性
苏州日报：你刚刚提到，苏州的绿化建设是经过精心规划、设计的。相比于通过栽种行道树的传统做法，也有一些国家倾向采用在市内设立大量自然公园的方式提高绿化面积。你认为这种差异是否对不同地区中人和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影响？
赵仁辉：可能对待自然的态度有所不同。绿化带看着很舒心、太阳很强的时候可以借行道树的树荫遮阳，我们在高效地利用自然。自然环境成了一个生活的背景，但与真正的生活内容关系不那么紧密。当然，我们也很少去考虑跟别的动物、植物一起共同生活。
现代的城市规划都会有要求，必须要有公园，有绿化，所以这几年来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地方很重视绿化建设。可是这个绿化大多数时候都是人为制造的，而不是将一块自然生长的地方进行保留。
苏州日报：这次展览的名字里出现了“都市荒野”这个词，荒野似乎通常被定义成一个人类还没有接触到的地区，但是“都市”和“荒野”两个词语的组合，似乎重新定义了荒野这个概念。所以，在你看来，在人类高度干预的环境之中，荒野是否还有它存在的空间和意义？
赵仁辉：从全球范围来看，真正没有人干扰的地方已经几乎没有了。寻找完全没有人类干预的自然是一个很浪漫主义的想法，因为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是否被人类干预过作为一个判断“荒野”的标准，那么我们可能会带着一种审视的眼光，认定一些自然环境是“差的”，另一些是“比较差的”。比如，一片森林覆盖了一个荒废的村落，这就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不太好的自然。
然而，如今的世界，只要是可以被开发的地方，人类都会去开发。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块被我们遗忘的地，突然大自然在这块荒地上自行发展，树木生长出来、野生动物出现，那我觉得应该去关注它的美、它的重要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会意识到这些地方的价值所在，但实际上这些地方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东西。首先这是一个无人干扰的自然生态，并且是一个可以和人类历史与行踪嵌合的，非常当代的自然现象。
苏州日报：你刚刚提到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包括自然再次覆盖人类遗留下来的痕迹，乃至“寻找都市荒野”这个行为，似乎都在暗示自然和人类有一种对立的关系。
赵仁辉：我觉得在现在人类发展的图景之中，自然发生的东西是最宝贵的。
人类建立的花鸟树木与自然生态，需要每天去照看。可是这次我所找的村里的东西是完全没有人为控制的，并且也发展出了复杂的生态，有鸟类、昆虫等，没有人类特意去划定保护区，这些动物就自己来了。所以当我们每天在砍伐树林建造楼房的时候，如果有这些和我们共存的自然环境，那我们应该去关注一下，应该持有一点不一样的观念去欣赏它。
苏州日报：这其中是否存在一种有意识的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构想？
赵仁辉：有一点点，但完全脱离人类是不可能的。进入城市中的荒野，会发现人的痕迹还在，甚至人类依然还在使用它。不过真正的重点是，人与动物、植物，是怎样在这个地方共同相处的。
很多科学家喜欢看稀有的品种，从而判断生态健不健康，但对我来说，只要有人类之外的生命在这里生活，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通常我们在市区看到的只有野猫、野鼠，所以如果能在这个村里再找到几个别的物种，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艺术家如何与科学家“唱反调”
苏州日报：2007年，你在读本科时虚构了“批判性动物学家研究所”。这似乎是在尝试模拟一种严肃、客观的科学化的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如何影响你的艺术实践？
赵仁辉：因为我觉得通常我们对大自然的观念都是从科学中来的，不是从艺术来的。当然，我们认识大自然，认识动物、植物都必然需要科学的肯定，理解科学的观点。所以科学的知识与视角对我们和自然间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从大自然中获得的那种感觉并不是科学的感觉，而是源自美学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艺术家可能也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观点、新的视角去看自然。所以“批判性动物学家研究所”存在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用艺术的视角来替代科学，尝试用美学的方式看待自然。
苏州日报：我在《艺术论坛》上看到过一篇你谈自身创作的文章，里面提到“科学家与艺术家对世界的探索应该有所区别”。所以这种区别是否就是你之前说的，与科学不同的、艺术的看待方式？
赵仁辉：对，比如说，我在苏州的这个村里放了很多摄像机。如果是一个科学家，他可能是为了发一篇论文，并且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比如说通过动物的数量和品种来判断一个地区的生态好坏。但对我来说，我只关心这小水池每天都有两只黄鼠狼按时出现，还有两只鸽子，每天下午2点都会在这边喝水。所以对于认识这个地方，这些故事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经历。但科学家可能不会关心一两只鸟或是黄鼠狼的故事。
所以当我进入一个新的地方，我并不带有一个主题。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故事，抑或是并不会发生什么故事。
苏州日报：所以科学家更关注宏观的、数据化的内容，艺术家会更关注细节与叙事？
赵仁辉：对，艺术家的工作就像是你进入一片草地，在上面乱走，然后走出来之后，低头发现裤子上粘了一颗种子或者一只昆虫。我更关注过程之后剩下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在这个场景中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为定义的一个剧情。
苏州日报：你以前的一些作品，比如说2018年前后的一些摄影作品，似乎在刻意模仿一种科学的语境，包括采用非常平白的镜头语言、使用拉丁语学名进行标注。
赵仁辉：那阶段的很多作品是我看着网络资料做调查时读到的一些故事，所以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科学界发生的一些事件、发表的一些论文。过后我再去通过拍摄、捕捉一些影像回应这些调研，所以看起来会很节制。在这之后，当我自己真的尝试到野外进行长期工作的时候，工作方式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苏州日报：但当时的做法似乎反而去除了你之前提到的艺术部分，去除了一种叙事性。
赵仁辉：很难说，当时虽然在视觉上有所控制，但仍然保留了很多未知的东西。包括后来我到森林里去工作时，这种控制仍然是存在的，比如拍摄的地点、时间，可能在拍摄的中途还要进行一些调整。
苏州日报：你大概是什么时候从这种比较平铺直叙的静态摄影转换到了新的工作方式？
赵仁辉：就这几年。2018年，我在新加坡做一个艺术驻留，刚好工作室后面是一片树林。这片树林有自己的历史，但目前已经变成了荒地。我就想去了解一下它目前的生态状况，并在树林后面放了一些摄像机，开始长时间的观察。
刚开始在一个位置进行记录的时候，大概率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可是当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思考，因为这种场景里不可能没有任何生态动静，于是开始思考那些动物到底会怎样利用这个地方，作为创作者的心态就会产生一些变化。
苏州日报：很多时候，艺术和科学会被置于一个对立的位置。近些年“研究型艺术家”的数量明显增加，艺术家们开始强调“研究方法”。并且，很多人开始强调“艺术+科学”的跨学科融合。你也被很多观众、评论家认为是一个“研究型艺术家”，并且他们也乐意通过你的作品讨论艺术与科学的问题。你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赵仁辉：当你看一个东西，只从一个观点看，永远都是片面的，唯有从很多个观点去了解才能窥见全貌。而艺术跟科学都是一种观点。所以如果艺术家可以用其他学科的视角去看待事物，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当然，作为艺术家尝试利用科学、利用艺术、利用哲学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它们的比重，因为一件作品是不可能容纳全部的知识的，需要进行主观的控制，找到一个平衡点。
苏州日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科学被引入艺术中，原本被艺术家们强调的叙事性、创意性等元素似乎就会被削弱。在你把科学视角引入创作中的时候，是否会担心“艺术性”的缺失？
赵仁辉：会。我经常提醒自己，我是艺术家，不是科学家。因为如果科学家能做到的事情，我干吗还要去做？我希望能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在想，艺术家要如何去和科学家“唱反调”。
所以，科学家不看的东西我一定要去看，科学家觉得不重要的东西，我就想从艺术的视角发掘出一些好内容来。哪怕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我认同的观点，我也要去想想能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看待。无论艺术家还是科学家，他们提出的也只是一种观点，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理。所以我觉得，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工作都是在帮助观众把这个世界看得比较整体一点，而不是通过单一的方式感受自然生态。
苏州日报：所以其实还是平衡的问题，对吗？艺术家要保留一些自己的坚持。
赵仁辉：是的，但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有些人，他就是需要很多数据才能得到一种对世界的确定感。他可能不会关心我之前说的那些村里的小故事，但如果我告诉他这里有多少品种的动植物，他就会感受到这个地方的价值。同样，也有一些人他不会那么关心这些数字，反而会从那些拍摄的视频中找到美感，会更关心那些小动物的故事。所以，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观点是很不一样的。
人物介绍
赵仁辉，新加坡籍视觉艺术家，主要以摄影方式进行创作，同时采用多学科方法将影像与实物并置呈现。主要探讨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等课题，同时也关注人类的态度和观点如何影响我们对大自然的认知。他曾在新加坡、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和美国等国家举办个展，亦多次参与各地的双年展和摄影节。
2009年，其作品获大华银行年度之画（新加坡）；2010年，获得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给青年艺术家的国家最高奖项青年艺术家奖；2011年，获得伦敦艺术大学举办的德意志银行奖；2017年，他以当届唯一东南亚艺术家的身份入围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2019年，他凭第六届新加坡双年展的作品入选第12届贝尼塞奖；2020年，获第一届Silvana S. 基金委托奖；2021年，获第44届佳能写真新世纪摄影大赛的优秀奖；2024年，成为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新加坡馆的代表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