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父亲的巴掌落在脸上时，15岁的汤小甜感到天旋地转，伴随着父亲愤怒的责骂声，她耳朵嗡嗡作响。
2009年夏天，为了每年一万多元的大学学费，母亲刘畅用一张硬座车票，把她送上了河南老家开往深圳的火车。独自颠簸摇晃30多个小时后，在深圳的三叔家里，多年未曾谋面的父亲汤某涛，劈手就甩了她一记耳光。
暴怒的种子早已埋下。
汤小甜12岁时考入县重点高中，刘畅一度希望女儿能够进入中科大少年班，为此，在分科时要求她选择理科。然而，逐渐跟不上理科班脚步的汤小甜，最终只考取了一所民办三本院校。
对于这个结果，汤某涛很不满意。他认为汤小甜应该去复读，争取进一所免收学费的重点师范大学。但刘畅坚决不许，对这个“穷怕了”的女人来说，未来，女儿能在19岁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是她“熬出头”的曙光。
钱，是这个破碎家庭经年来的主题，而汤小甜，一直夹在父母毫无转圜的交锋之下。
1998年，已在深圳打拼数年的汤某涛，与身在老家的妻子刘畅诉讼离婚，法院判决汤某涛每月应付150元抚养费。但据刘畅回忆，汤某涛从未履约，“四五年间，总共也就收到过300块。”
“那时我还有工作，每月也有二三百块。”她知道汤某涛嫌小学毕业的自己文化水平低，再加上一个人照管不过来，她选择把4岁的汤小甜送进小学。两年后刘畅病退，退休金每月580元，“但要几个月才发一次，有时候还要借钱。”
彼时的汤小甜搞不懂，为什么自己的母亲不能像别人的家长那样，每天出去工作。她曾在作文里写道，“我的妈妈是30岁的悠闲中年妇女”，母亲看到后勃然大怒，“你是怎么觉得我悠闲的？我明明这么难受。”
在汤小甜的记忆里，父亲是突然出现的。2003年夏天，他骑着自行车，后座放着娃哈哈，跟着母女二人的自行车一直走。
这是刘畅强烈要求下的结果——这一年，9岁的汤小甜考入了县重点初中重点班，书本费、杂费一学期涨到600多元，刘畅辗转联系前夫，向他讨要抚养费，“我不想让他把责任推给我一个人。”
刘畅说，女儿上初中后，汤某涛每年会回老家一两次，每次大多能扔下一两千元，但仍不足以负担开销。于是隔三岔五，这样的场景就会在楼下的IC电话亭上演——汤小甜在母亲的监督下给父亲打电话，但不准以任何形式叫“爸爸”，唯一的主题是，要钱。
“妈妈给我写好了小纸条，我只要照着读就行了：‘给我钱’‘我要钱’‘没钱花了’‘给我买自行车’等等，不会有嘘寒问暖和‘爸爸’。”母女俩捏着话筒一起听，大多数时间，电话那边都是暴怒的，“他用脏话骂我‘杂种’之类的，再暴力挂掉电话。”而这时，汤小甜要面对的，往往是母亲的打骂讽刺。她战战兢兢，“抗拒了会挨打”。
在刘畅看来，当年逼着女儿打电话是“走投无路的办法”。她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离婚后身体不好，怕冷、失眠、喘不上气，“有时打着工就躺在了地上”。
在刘畅眼里，自己已经“一切都围着女儿转”了——她不许女儿吃酱油，“因为会变黑”；不许女儿常洗头，“因为易着湿气”；不许女儿剪刘海，“会挡住好运”。
在刘畅的记忆里，那时的女儿是温驯的。“我做什么事也会跟我女儿商量，她没什么不愿意，因为知道妈妈是没办法。”
刘畅为成绩优异的女儿自豪，但汤小甜却觉得无法喘息：“妈妈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宠溺我的——以我无法接受的方式。少数情况下，我还是她的情绪发泄工具，只有听她的，才有好日子。”
父亲
大一的寒假，为了半年前索要无果的学费，汤小甜再次坐3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前往深圳。据刘畅讲，这是汤某涛的要求。“他说孩子大了，想要钱，自己去找他。”
汤某涛在深圳火车站接到了汤小甜。四小时后，两人抵达了汤某涛的宿舍。那是社康中心的顶层。汤小甜记得，父亲让晕车的她先躺下休息。南方潮热，她脱下外套，只穿一件秋衣入睡。那时还没人告诉过她，15岁的女孩，已经到了该穿文胸的年纪。
迷迷糊糊间，汤小甜感到有人从背后躺在了身边，摸她的胸部。是父亲。“我没有反抗，脑子也没办法处理这个信息。”汤小甜还是打电话向母亲求助。“那是你亲爹，没事。”母亲这样回复。此后，谁都没再挑破这件事。
但没多久，身为医生的汤某涛，又“发现”女儿身上的不妥——“底裤上很脏”。他请妇科的同事给女儿做检查，诊断结果是，15岁的汤小甜患上了霉菌性阴道炎。
刘畅至今坚持认为，这是女儿不爱喝水导致的，“我天天督促孩子换衣服，衣服都很干净。”但汤小甜知道，很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懂清洗——小时候，她的衣服大多是捡邻居不要的，至于内裤，一条可以穿很多年，后来都打了结。
治疗需要在患处塞栓剂，疗程共20多次。“他说我年纪太小，自己塞药会捅破处女膜，对以后嫁人不好，所以由他帮我塞。”汤小甜依旧咨询了母亲，母亲回答：“他是医生，没事的。”
医生就可以塞药吗？父亲又意味着什么？彼时的汤小甜不清楚。从小，母亲就教育她，“爸爸是坏的，不要见他，不要认他”；15岁时，母亲已经不再干涉她是否叫他“爸爸”，但此时，她已经张不开口了。
最初，汤某涛告诉她，“我对你只是医生对待患者的态度，而且我会很小心，你和别的患者不一样。你看，我的下面都没有翘起来。”但当父亲塞药时，汤小甜还是感到不对劲，“比如塞药时间过长，塞进去的除了药物还有手指。”
有很多个瞬间，汤小甜想从窗口跳下去。她崩溃地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告诉她，自己已经报警。但汤小甜盼望许久的警察，始终没有出现。
2022年1月，刘畅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当时她在河南接到电话，听见女儿“哭得可恐怖”，她全身颤抖着报了警，但想着“家丑不可外扬”，她对警察说，是女儿遭遇了生命危险，“警察也准备出动了。我问女儿还好吗，她说门现在被她反锁住了。我就跟警察说，我们家孩子没事儿了。没叫他们去。”
“我想他是亲爹。”刘畅嗫嚅着承认，自己当年是不敢相信的，前夫是医生，而医生都是“德高望重”的，怎么会做这种事？“……我现在也谴责我自己，但那时候我没办法。”
而彼时，身在深圳的汤小甜，度过了此生最冷的一个冬天。接下来近一个月，她待在那间卧室，父亲监督她学习，偶尔也会带着她散步、游玩。汤小甜说，猥亵依旧每天都在发生，有时是白天，有时在夜晚。“晚上我想睡觉了，他会打我；不想在那个房间，他也打我；我再反抗，他会打得更厉害。”
快开学时，汤小甜从深圳回到老家，带着汤某涛为她买的行李箱，里面塞满了给她买的新衣服。“母亲笑着跟我说，‘你爸说你总是抖腿，勾引他。’那时的我刚满16岁，虽然懵懂无知，但也意识到，母亲是靠不住的。”
12年后的刘畅，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但她承认，自从女儿进入大学，就不太爱跟自己讲话，特别是2010年寒假女儿从深圳回来，这种感觉尤其明显。刘畅当时并没有多想，她寻思，或许是“孩子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