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华近影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苏报记者 广 豪 实习生 许秋阳
初冬时分的傍晚，伴着雨丝走入吴门书道馆，小楼深处隐隐传来论道之声。馆长赵锟、苏州书画家王大夷正和一位操着陕西口音的学者热烈地讨论着。他们或坐或立，窗外的雨声透过斑驳的窗棂，伴随着他们专注的讨论，仿佛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思想的火花。
他们的谈吐间，不时夹杂着“民国腔调”的独特韵味，那是一种融合了古典与现代、传统与革新的思辨。其中，钱钟书、陈寅恪和吴宓这三位杰出的学者成了讨论的焦点。他们身上笔下传递出的一种腔调，如同那个时代的缩影，既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又透露出时代的新意，让讨论的三人着迷。
“这就是明日的主讲李老师！”见记者前来，赵锟赶忙介绍。原来这就是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四川文化艺术学院中国书法篆刻学院教授李廷华先生。“这次来苏的主题是《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的永恒意义》，这次讲的主题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都有参考意义，因为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命中，都与‘二王’的艺术有过交集。”李老师开门见山。
第二天，我如约而至，听李廷华侃侃而谈，围绕“二王”的出现，探究其在对于书法从士大夫阶层向全民蔓延，形成全民族集体怡悦的超越时代的意义。这位身材瘦小，讲话带着浓重川渝尾音的陕西学者所论无一不精，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吟浅唱。
李廷华认为，中国书法之所以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字书写，成为广大人群终生喜好并孜孜探寻的艺术，甚至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代表之一，“二王”的功绩是无可替代的。他们全面传承了中国书法的优秀传统，形成了最为简洁实用、最具艺术内涵的书法风范，实现了中国书法从金石化向书卷化、简札化的历史性转变，使中国书法在漫长的历史延续中代不乏人，流衍至今。
“王羲之对书法艺术有着深远影响，包括其行书、草书作品和对后世风格的塑造，尤其吴门书派的几位代表性人物都受其影响很深。”李廷华在对话中探讨了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以及现代对传统书法的挑战和探索。同时，他论说了中国书法史上“碑”与“帖”之争，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观点，展示了对书法深厚历史底蕴的尊重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
“二王”，何以千古是顶流
苏州日报：“二王”书风千古不朽，在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但是《兰亭序》在历史上遭遇过很多质疑，这是为什么？
李廷华：有关《兰亭序》的争论，最著名的就是上世纪60年代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论辩。后来根据这场论辩的文章结集成册，刊载成一本书，即《兰亭论辩》。大致阵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伪造说”，一类是以高二适为代表的真人真作说。有关这场论证，郭沫若结合清代书法家李文田的观点，并以当时出土文物等等诸多证据作为辅助，认为其书体书写过于成熟，违背当时流行书法的风气，进而质疑其真实性。借助逻辑推理和考证的角度，对于《兰亭序》一文真假问题提出了反对和批评的意见。随后高二适对于这一意见进行批判和反驳，并指出艺术家之高见，在于超脱一般世人之艺术，能够超脱于大多数。这场论辩，其实双方都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表明自己的观点，仅仅做猜测和推理说明，从结果来看，兰亭序真假问题暂时仍然没有一个定论。但是以主流观点来看，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王羲之的《兰亭序》仍然是真迹无疑。
在当代，大家临摹冯承素的墨本为多。但是这个里头学术界又有很多争论，近年在陕西那边发现了冯承素的墓志铭，但是里头没有谈到他临写《兰亭序》。那么这里就有各种解释，一种就是在他的身世之中，写《兰亭序》还不是一个大的事情。这个不能完全说服人，因为写《兰亭序》是其一个重大的文化作为，怎么一字未提？有些人认为冯本是假的，但是我认为在没有确凿的证据面前，不要轻易否认千年以来的定论。对于冯本，我还认为是下真迹一等的。
苏州日报：书法作品是以什么为本体，文人书法能离开文人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吗？
李廷华：王羲之性情人伦为一世翘楚，书艺传续为千秋楷模。王羲之草书《小园帖》，15行，103字，此帖被多家辨为伪帖。但王羲之的十七帖，在阁帖中没有人怀疑，十七帖从来没有人怀疑是王羲之的。十七帖里头的内容也比较详实，主要是来往的书信。
李世民他们收集到王羲之的书法以后，在很多大卷裁革的过程中，有些已经文理不通了。所以实际上除了《兰亭序》之外，没有完整的文章。那么王羲之的书法打动我们的绝对是他的书法之美，不是他的文章之美。有人说文人书法的书写是次要的，他的文章是主要的，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喜欢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一直到于右任、谢无量、沈尹默，首先我们看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但是他的文章之美是融合在其中的，可以看见他的文化人格。我们在欣赏书法过程中，不是简单地看字，而是综合接受心灵上有呼应的东西，这是种融合性的艺术。
往往很多学者片面强调文化，认为如果没有好的诗词，没有好的文章，书法再好都不能用，这话也偏颇。好演员连念菜单也是动人的。我们接受王羲之，首先接受他的书法之美，是里头那种天朗气清的感觉，它给我们更多的愉悦，让我们了解他、理解他、喜欢他。这个关系我们要辨析清楚。最近在上博展出的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就这么几个字，谈不上什么好文章，甚至谈不上是一篇文章，就是看它的美。王献之的性情，他的潇洒状态，在里头都可以大概领略到。
苏州日报：在中国的书法史上，能被公认称为“草圣”的书法家仅有3人，他们是东汉张芝，还有唐代的张旭和怀素，但有人认为张芝的作品中出现了虎丘，但是他没来过苏州的虎丘，这个草圣是假的，你怎么看？
李廷华：这又是学术史上的一个话题。现在我们讲草圣实际上是讲张芝。张芝是河西人，就是甘肃那边的人。但是这个里头出现了虎丘这样的字样。有人就认为张芝没有到过这边，作品里怎么会出现虎丘呢，这个东西肯定是后人造的。但是我又提出一个观点，在已经湮没的历史中，谁敢保证张芝一定没有到过某个地方呢？另外历史上有这么多的典籍都谈到草圣张旭。而且就张怀瓘的书论里头讲的是一笔书，不是章草。在历史上就已经认为在张芝的时代已经有草书。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看不到是不是就没有？又有一个反证，八王之乱的时候，王导衣带过江时仅仅带着一个钟繇的《宣示表》，还有多少东西被湮灭了？所以这句话我们还要存疑。现在一般讲张芝《冠军帖》，有人说这是张旭的，但张旭的《古诗四帖》和张芝的《冠军帖》在写法上完全是两回事，这个《冠军帖》还是晋人风度。就比如我们看的那些“二王”的东西，它还是更洁净一些。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学术话题放在这个地方。
苏州日报：“二王”书法有什么精神特征？你为什么说“二王”是永恒的？
李廷华：我认为第一个是对前贤的全面师承。“二王”不像后世书法家那样专学某一家。在“二王”之前没有太多具体的名家，在王羲之之前的大师仅仅就是钟繇、张芝。而对王羲之的书法形成影响最大的师尊是他的叔父王廙和卫夫人。通过这两位老师，中国书法的两个重要体系即张芝的草书和钟繇的楷书，都在王羲之手上得到了传承。
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书法对应的两个派别，是碑与帖。我自己有一个看法，我认为中国书法史上对应的不是碑与帖的对立，是金石和书卷的对应。在王羲之之前的书法都是金石的。从甲骨文到摩崖，到以后的碑版，它都是二度创作，都是刻凿下来的。到了王羲之，因为纸张的大量出现，王羲之流传下来的全是简札。这个带出一个什么变化呢？这里就含着为什么我讲王羲之他是永恒的原因。
从王羲之开始书法普及化以前，比如说你写一个摩崖，一个老百姓，一个普通人，犯不着在这个荒山野外上就写这么大的字，摩崖就是为政府一个重大的举措留此存照，比如说石门铭、石门颂。它是国家行为，是政府行为。比如说在这个汉简里头，大量的汉简，它都是国家档案。而我们刚才说的《鸭头丸帖》，这完全就是朋友之间的随意的来往。这个因为纸张的出现才可能去写，这样就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凡是读过书的人，他都要用毛笔写字，写的过程中他有愉悦感就要互相保留。王羲之的时代，他把这个书法从高文大册就是我们讲的碑版书法变成了士大夫之间的声息相通，让人文的精神成为渗透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经典元素。
书写，中国人的气质“存照”
苏州日报：中国的书法为什么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李廷华：我作为书法爱好者，有时候也问一些朋友，家里头挂什么字？第一个你首先是挂着你最崇拜的人的字，或者大量人家里多少懂点书法的，挂一幅《兰亭序》。第二幅往往在你的房子里头，你挂的就是你自己写的字。因为只要你写上一段时间，你都有一种自爱。
那么中国的书法为什么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它表现了这个民族的集体自爱，这个了不得。熊秉明先生提出书法文化核心论，他讲我们越是到了老年，我们的字虽不能写得怎么样，但是它表明了我们一生，我们的趣味，我们的经历。如果要在摩崖上去写，要刻到石头上或写到竹简上，那我们这种自爱和互相的传递就不能实现。当时在王羲之面前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巨变。这个巨变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至今没有巨大的变化。为什么说没有大的变化了呢？王羲之之前篆书确定了，隶书确定了，在钟繇的时候楷书确定了，在张芝的时候，草书已在状态之中。尽管湮灭了很多，但是我们在西凉的故地发现了《李柏文书》，虽然是民间零篇断简，但是它是草书形态。
所以在王羲之手上，书体已经完全成立。剩下来的，唐代颜真卿、张旭、怀素，都是对前人的一种继承，当然在继承过程中自然就有个性。我们吴门书法，文徵明、祝枝山、王宠、唐寅他们都学“二王”的，他们之间还有董其昌，他们全是学“二王”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相像，学得有深浅，各人有个性，在这过程中学出来的自然就不一样。我认为这也是“二王”精神永恒的一个特征。
苏州日报：现在书法的日常性没有了，书法的价值如何体现？
李廷华：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困惑。书法日常书写的实用价值没有了，那么就要把它的艺术性强化，所以现在出现很多书法现象。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以前很多人写手札，十年之前，有些朋友搞了一个手札展，我也参与了，同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书法报》上发表，我谈我作为朋友我参与，但是我要指出现在的手札基本上是假手札。为什么要说是假手札呢？我跟朋友要传递这个信息，早已经通过手机短信就发过去了，我发过去这个信息是手札的核心，但是完了以后为了表现风雅，我把这个重新抄一遍又给你，这绝对是假手札。我支持这个活动，但我要指出它内在的那种弊端。尽管实用性在减弱，但书法作为一个文化的留存，它的艺术性永远存在。我们只要接触书法，只要认真地学习书法史，见到美妙的书法就无法不感动。由用笔、结字、章法、墨法等形式要素共同作用创作出的书法作品，会让人感受到某种精神美。这种精神美反映了书写者的个性气质和人文情怀。
苏州日报：中国书法，包括王羲之的书法，它到底是实用性在吸引我们，还是艺术性在吸引我们？
李廷华：“二王”书法的精神特征还在于新创。公元4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相当单纯，一个新的文化现象出现了，便有相当多的文化人潜入精神生命于其中。王羲之时代的书法略同李太白时代的诗歌，正是在无数文化人的追梦、竞赛和传奇里，产生了卓越的表现能手，成为时代文化的象征。王羲之就是他那个时代一个最显著的代表。“二王”的重要贡献，是把张芝所开创的稀若星凤的草书风范大大发扬，并且派生出新的书体——行书。如果不是王羲之，中国书法不可能由实用性装饰性往艺术性个性化转化；后世对中国书法的崇拜，多缘其涵蕴的艺术情趣，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关于书法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区别，孙过庭《书谱》云：“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在王羲之以前的书法，不论是甲骨、钟鼎、竹石，都以刻凿为主，其艺术性是从装饰性、工艺性间接表现的；从王羲之的行草书法开始，书写的实用性在纯熟技法的自然表现里最为直接地将书家的文化修养和性情趣味表现出来，渗透进恒久延衍的中国社会代代不穷的文人传统。
传馨，试开新境待后生
苏州日报：前人已经创造了书法的高峰，后人还能开创属于当下的新境吗？
李廷华：王献之的草书是少年天纵。在唐代的时候，对于王羲之和王献之的态度曾经出现过时代性的一种反转。在唐太宗时代，人们对王羲之特别推崇。到了后代，怀素、张旭他们出现以后，王献之的草书又成为一个主要的风范。
这里我要谈到现代学者一个观点，就是钱钟书的老师、著名学者吴宓曾说：“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直线以进，越久越详，越晚出越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因之，若论人事之学则尤当分别研究，不能以‘新’夺理也。”举个例子，今年新出的手机肯定比去年的好，不用怀疑，但从书法艺术讲，今年的书法不见得比去年的好。很多人常说，不出新，我们对不起时代，但是出现一个新鲜的东西，有人就评价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就是不深究。如果客观地看待人类的发展历史，应该承认，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呈线性上升趋势，而精神文化的发展，则有更多“曲折”。
苏州日报：当代对书法艺术是一个什么认识？书法艺术面临诸多因“现代化”而产生的变异与困惑之中，其价值意义是否能持续？
李廷华：如果说“兰亭论辩”多处政治性的发难，而当代以视觉刺激、形式构成为内在逻辑的现代书法，是对中国文人书法的颠覆。“二王”书法开创了文人书法艺术的审美风格，对以后中国书法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无可替代，它揭示了中国文人悲欣交集的精神世界。同时，“二王”书法是规范与自由的高度结合，两千年来，“二王”书法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历代名家层出不穷。
如今，中国书法在日益开阔的世界文化格局里既有魅力又产生困惑。片面抽取某一因素而发挥，就可能离开书法艺术的本质而成为非书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探索性的做法，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对书法的理解到底是什么？你在书法方面的才艺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你本身才艺是有欠缺的，你的功夫达不到，那么只能旁逸斜出。
我们要在淡定中对中国书法的本质加以认识，世界文化越是繁荣，民族文化的魅力就越彰显，对其外延内涵的理解和研究就越具吸引力。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王羲之、王献之所代表的书法艺术风范永远不会过时。我相信，这种理性的认知不因环境而变异，不因时空而转移。
人物介绍
李廷华，原籍湖北宜昌，1951年出生于重庆，久居西安。现为四川文化艺术学院中国书法篆刻学院教授，曾于西安、昆山、惠州、东莞、淄博举办个人书画展览。获“书法风云榜”2015年度“书法批评奖”，2018年度“书法学术著作奖”。主要著作有：《翰墨心情》《在淡定中寻觅——钱钟书学术的人间晤对》《中国书法的人文处境》《中国书法家全集——王羲之、王献之》《中国名画家全集——赵孟頫》《王子云评传》《广艺舟双楫辨析》《高二适评传》等。
